一、 就业与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就业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之一，有效衡量了劳动力参与就业的比例，其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方面，高就业率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增加，通过发挥个体的技能和才能，劳动力的效率和产出将得到有效提高。另一方面，高就业率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稳定收入，进而增强消费能力，推动需求增长，促进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就业率/失业率和GDP、PMI 等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除此之外，失业率也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重要方向。

1.五大经济体就业率/失业率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为了更好的探究就业率和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通过分别探究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与其PMI 和GDP 之间的关联性来进行说明。首先，较低的PMI 指数可能意味着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活动水平下降，企业的生产和订单减少，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失业率的提升。其次，GDP 的环比下降则可能暗示着经济活动的放缓，企业可能因此减少招聘和扩大生产的计划，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我们分别研究了五大经济体的失业率和PMI、GDP 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观察中国 2018-2023 年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PMI、GDP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其中较为直观的是，2020 年2 月，PMI 录得35.70%，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6.20%，远超控制在5.5.%以内的基准水平。与此同时，2020 年第一季度的GDP 为205,244.8 亿元，环比低于2019 年第四季度的276,798 亿元，这意味着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失业率也会有所上升。

通过观察美国2018-2023 年的相关数据，2018 年1 月-2020 年3 月，PMI 的平均值录得53.09%，失业率录得3.79%；而2020 年4 月美国PMI 降至27%，失业率升至14.70%。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2020 年一季度，美国平均季度GDP 录得210,215.7亿美元,失业率录得 3.79%，而 2020 年二季度至 2020 年四季度，美国平均季度 GDP降至 209,012.7 亿美元，失业率升至 9.52%。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提出的失业率和PMI、GDP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观点。

通过观察日本2018-2023 年的相关数据，2018 年1 月-2020 年3 月，PMI 的平均值录得50.70%，失业率录得2.40%；而 2020 年3 月-2021 年10 月，日本平均每月PMI降至46.84%，失业率升至2.88%。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2020 年二季度，日本平均季度GDP 录得5,524,625.6 亿日元，失业率录得2.43%，而 2020 年三季度至2021 年四季度，日本平均季度GDP 降至5,477,842.5 亿日元，失业率升至2.87%。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提出的失业率和PMI、GDP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观点。

通过观察英国2018-2023 年的相关数据，2020 年2 月-2020 年5 月，PMI 的平均值录得43.20%，失业率录得4.08%；而 2021 年5 月-2022 年8 月，英国平均每月PMI升至 57.14%，失业率降至 3.99%。 此外，2018 年一季度至 2020 年一季度，英国平均季度GDP 录得550,629.44 百万英镑，失业率录得3.96%，而 2020 年三季度至2021年二季度，英国平均季度 GDP 降至 529,968.40 百万英镑，失业率升至 4.77%。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提出的失业率和PMI、GDP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观点。

通过观察欧盟2018-2023 年的相关数据，2018 年1 月-2020 年2 月，PMI 的平均值录得50.98%，失业率录得7.87%；而 2020 年3 月-2021 年2 月，欧盟平均每月PMI降至49.87%，失业率升至8.09%。此外，2019 年四季度至2021 年三季度，欧盟平均季度GDP 录得2,952,837.94 百万欧元，失业率录得7.89%，而 2021 年四季度至2023年一季度，欧盟平均季度 GDP 升至 3,338,569.25 百万欧元，失业率降至 6.77%。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提出的失业率和PMI、GDP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的观点。

2.失业率洞察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指引

失业率可为公共部门评估当前经济状况提供重要依据。一方面，公共部门可通过对失业率的趋势分析，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和结构性变化。失业率上升则意味着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公共部门可以通过监测失业率的变化，了解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提供就业培训、促进创业和投资等，以刺激就业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失业率通常较低，就业机会多，而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上升，就业形势严峻。公共部门可以通过分析失业率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更好地把握经济的阶段性特征，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向，并相应地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以平衡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

失业率有利于公共部门了解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就业市场需求情况，以制定政策来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和增加就业机会。一方面，通过分析失业率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公共部门可以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就业市场状况，识别出存在结构性问题的行业或地区，以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就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还可以利用失业率分析来预测就业市场的需求趋势，以便为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教育，以满足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并有效减少结构性失业的发生。

就业在货币政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维持适当的就业水平，货币政策能够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就业在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业对于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高就业率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充足，企业能够顺利招聘并保持生产力的稳定，这有助于减少产业停滞和经济衰退的风险。维持适当的就业水平可以促进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其次，就业对于居民的收入有着直接影响。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推动更多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从而创造更好的个人经济条件，并进一步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通过促进就业，货币政策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繁荣，还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使得就业成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 从三个维度出发探究失业率提升：外部因素、需求端、供给端

1.外部因素：疫情反复扰动下，实体部门停工停产，失业率提高

在全球疫情蔓延和爆发的背景下，疫情对于我国人员流动和企业开工生产造成负面影响，部分疫情严重地区面临停工停产。疫情反复使得实体部门停工停产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部分企业由于疫情扩散严重而被迫停工，这直接导致了相关岗位的暂时性失业。其次，由于供应链和物流的中断，许多企业面临原材料短缺、生产能力下降和订单减少的问题，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并在2019 年后得到显现。

自2019 年12 月份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历史上有四段时期超过了 5.5.%的基准线水平，分别是 2020 年 2 月-2020 年 8 月，2022 年 3 月-2022 年 5月，2022 年11 月和2023 年2 月。其中，2020 年2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了最高点6.2%。这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增多，用工减少，从而导致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显著上升。同时，疫情期间企业招聘活动减少，市场就业机会不足，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失业率的飙升。

2.需求端：经济内生动能弱，企业人才需求有待扩张

经济内生动能较弱，企业人才需求尚未得到扩张。长期的疫情影响和全球经济不稳定使许多企业面临着经营上的限制和挑战。疫情反复和供应链中断导致市场需求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度。此外，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政策调整、国际贸易争端和金融市场波动，进一步影响了企业对人才的招聘和扩张计划。尽管经济逐步恢复，但许多企业仍面临疫情期间的挑战和损失尚未完全修复的问题。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企业面临着资金压力和债务问题，这限制了其扩大经营规模和招聘新人的能力。

3.需求端：就业增长受阻，严监管下企业面临挑战

严监管为企业和就业市场带来挑战，限制就业增长。自2021 年开始，很多行业进入严监管的状态，其中包括互联网、教育、房地产等行业。面对监管政策的变化和力度加大，企业需积极调整经营策略、优化业务模式以满足监管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面临转型困难，从而减少生产规模或改变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到招聘和就业。

从互联网行业来看，2018 年国家加强了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2021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打击行业垄断、加强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持续改善网民的上网体验，从而营造一个清朗上网空间。面对严格的监管措施，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自身安全、押金、内容质量等问题而面临整改。在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一些互联网公司通过裁员来削减开支，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支出，以度过 “寒潮期”。据2018 年-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2018 年互联网行业失业人员占总行业的比例为1.6%，而2019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9%。随着2021 年再次出台严格的监管措施，失业人员占互联网行业总从业人员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至2.2%。

从教育行业来看，随着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科类培训机构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线下学科培训机构。由于限制措施导致学生数量减少，课程需求下降，使得许多机构难以维持正常运营。作为反应，许多培训机构不得不关门或进行人员裁减，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行业的就业问题。据 2018 年-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2021 年教育行业失业人员占总行业比例达到3.9%，相较于2020 年的3%有明显上升，而2022 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5.2%。

从房地产行业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较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中，这对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回款、盈利空间以及融资等方面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严格的监管措施导致开发商和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这可能促使一些企业采取裁员等措施以应对挑战，进而导致失业人口比例的增加。同时，房地产行业发展受到抑制，岗位数量可能减少，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据 2018 年-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2021 年房地产行业失业人员占总行业的比例达到 2.6%，环比 2019 年的 1.9%上涨明显。2022 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2.8%。

此外，严监管也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中小企业通常面临资源有限以及成本压力等问题。监管政策的变化可能使得中小企业更加难以承担合规成本，甚至可能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就业市场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监管的加强可能使得企业融资和融资成本增加，限制了资金的流动和投资的活跃度，从而影响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能力。

4.需求端：多维度人才需求，应对复杂市场挑战的关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维度。传统的专业技能虽然依旧重要，但已不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企业更加注重培养员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领导才能和人际交往技巧等。此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导致对数字化、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人才体系的要求已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的专长，而是需要拥有多领域、多维度的能力和素质，以适应快速变化和不断演进的企业发展需求。这种情况下，人才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人才体系的要求也更加严格。

5.供给端：失业人口增加与劳动力减少共挤压

青年失业人口增加，劳动力数量减少，就业矛盾日益加剧。近年来，青年人口数量呈现持续下行趋势，预计2023 年青年人口数量为15016 万人，环比2022 年的15413万人持续下行。青年人口的持续下降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口数量的缺失。除此之外，我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也在逐年下降。2022 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数量为646 万人，环比2021 年1205 万人显著减少。因此，青年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以及我国城镇新增人口逐年减速共同挤压，带来青年劳动力减少。

与此同时，16-24 岁人口城镇失业率不断上行。2023 年 4 月青年失业率录得20.40%，环比3 月19.60%有所上行。同比来看，高于2018 年同期10.10%，2019 年同期9.90%，2020 年同期13.80%和2021 年同期13.60%。这一趋势反映了青年失业人数的增加。其中一些可能的原因包括就业机会不足、就业需求与青年人才之间不匹配、教育系统的不适应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青年失业人口的增加。

6.供给端：我国高等教育扩容，毕业生增长带来就业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扩容，毕业生增多带来就业竞争加剧和匹配挑战。截至 2021 年，我国在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毕业生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我国本科毕业生人数为428万人，较2020年的421万人有所提升；硕士毕业生人数为70.07万人，环比2021年的66.25万人有所提升。2021年博士毕业生人数为7.2万人，环比2021年的6.6万人有所提升。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及对高学历人才的培养和支持的努力。通过增加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我国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为毕业生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发展机会。

然而，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就业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毕业生们面临着就业压力和就业岗位的匹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需要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积极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

就业市场对于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对技能和知识水平较低岗位的需求有所减少。通过观察16-24岁城镇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我们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人员的就业比例逐年上升。具体而言，高中学历就业人员比例从 2018 年的 29.95%上升至 2022 年的 32.85%，大学专科的就业比例从 2018 年的 12%上升至 2022 年的17.65%，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例从2018年的5.95%上升至2022年的9.55%，研究生就业比例从2018年的0.1%上升至2022年的0.25%。与此同时，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均出现下降。这一趋势突显了高等教育在提高个人就业竞争力和就业机会方面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就业市场对于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以及对技能和知识水平较低的岗位需求减少所致。

7.供给端：青年劳动参与率低，教育、工作和学习的平衡挑战

教育优先与职业探索或为青年劳动参与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据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16-24 岁就业人员中有 53.60%从未有过工作经历。这一数据反映了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中，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工作，或者没有获得过工作机会。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首先，许多年轻人在这个年龄段仍在接受教育。他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习和获得学位上，以增加未来就业的竞争力。他们认识到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优先选择获得更高的学历和知识储备。其次，16-24 岁的年龄段是年轻人探索自己兴趣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寻找志愿工作、实习或其他非正式的工作经验，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经验来积累技能、了解各个行业的工作环境，并在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时有更清晰的方向。

工作不满、环境不适与发展需求共降低青年劳动参与率。据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16-24岁人口中有15.7%的群体因对工作不满意而选择离职。这一数据反映了这个年龄段的一部分人对所从事的工作存在不满意的情况，并主动离开当前的工作环境。这种情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对工作不满意可能源于工作内容与个人兴趣、价值观或职业目标的不匹配。年轻人在探索职业发展方向时，可能会发现目前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和需求。他们渴望从事更富挑战性、有意义或与专业背景相关的工作，而目前的工作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其次，工作环境和组织文化也可能成为导致离职的因素。年轻人对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积极的组织文化有更高的期望。如果工作环境不友好、组织文化不匹配或存在不公平待遇，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满意，并选择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此外，薪资和晋升机会也是影响离职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年龄段，许多年轻人希望获得合理的薪资和职业发展机会，以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和职业成长。如果工作提供的薪资不合理或晋升机会有限，他们可能会考虑寻找更有竞争力的工作机会。

青年群体因学习培训离职，劳动参与率受到负面影响。据2021 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16-24岁人群中有15.4%的人因参加学习培训而离职。这一数据反映了在这个年龄段的一部分人群选择通过参加学习培训来提升自身职业竞争力，并因此离开原有的工作环境。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年轻人在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增强自己的就业前景。他们意识到通过参加学习培训可以获得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认证，从而在职业道路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学习培训不仅可以填补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知识空白，还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实际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其次，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科技的进步，许多行业和职业都需要不断更新和适应新兴技术和趋势。年轻人意识到只有通过持续学习和培训，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行业的变化和需求，提高自己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潜力。他们选择参加学习培训，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来应对职场中的挑战和机遇。
 

三、 就业政策的现状与展望

1.我国历史上出台的就业政策

下面我们不妨以我国历史上在面对失业冲击时所采取的政策，以及他国的经验，来展望我国下一阶段应对青年失业率走高的策略。

首先，从我国历史上的失业高峰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造成的就业危机。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疫情反复冲击下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缓慢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就业问题。

针对1973年-1979年知青返城的失业高峰，国家提出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 2200 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针对第二次 1998 年-2001 年的失业高峰，一方面，政府积极地支持再就业，做好下岗过渡工作，国家推广设立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工人提供为期三年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其目的是帮助下岗工人在三年服务期内转变为社会人，实现正式再就业，如不能，再向国家领取社会保险津贴。另一方面，政府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而对于最近一次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失业高峰，国家在2020年发布了一系列促就业措施，来缓解疫情带来的求职压力。其中包括，毕业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规定在学校留档两年，两年内落实单位，高校统一按应届生身份办理就业手续。国企方面，也响应国家号召，国企将连续两年扩招毕业生；私营企业方面，为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将对招录高校毕业生的中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按每人标准给予补贴，并给予社会保险等；基层工作方面，国家发布通知，要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力度，对于2020、2021两年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并可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专业分布等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中央基层项目扩大招考规模；对于教师岗位，特岗教师大量扩招，采取“先上岗，再考证”的措施。对于自由职业，2020年以来，国家对大学生创业也有很多扶持政策，比如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从我国 16-24 岁人口失业率的图表可以看出，疫情反复对于我国青年失业的冲击主要在疫后2年期间显现，青年失业率在2021年疫情高峰期后逐渐走高。

由此可见，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发力，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鼓励国营经济承担就业压力，同时采用经济鼓励措施，发挥私营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要及时采取政策，不应让失业问题成为拖累长期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

2.海外其他国家面对失业冲击时出台的政策

其次，从海外他国面对失业冲击时的对策来看，与我国类似的有1990年左右的日本。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企业为节约成本开始大量裁员，甚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国内失业率连年攀升。对此，日本政府非常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两大措施：

1）青年独立与挑战计划：这一计划主要针对于青年人就业和市场不匹配，即学习的知识无法运用到就业上。针对青年就业问题，日本致力于培育青年失业者就业技能，主要措施是免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班，类似蓝翔，学习美容美发、挖掘机等；
2）“ YES计划”：这一计划主要为了转变青年人就业观念。为了正确引导日本年轻人，改变其“非大企业不进，非公务员不考，非高大上职业不进”的理想化思想。日本要求各大基础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做好宣传工作。说服青年的同时，也要切实帮助青年。2007年，日本政府成立超过530家的“公共职业安定所”，特色在于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帮助他们了解最近的就业资讯和企业需求。同时给予失业的大学生低息贷款，失业津贴等等。而对于愿意收留青年工作的企业，政府则会提供特别的补贴。

这两大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从数据上看，日本青年失业率一度从 2002 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5.1%，逐渐走低。

然而，以上措施，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我国也一直在提倡，但实施效果不如日本的关键在于我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青年人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就业观念。

除此之外，展望疫后我国就业的修复前景，也可参考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2020 年新冠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与以往的失业不同，表现为在失业冲击初期，临时性失业上升幅度远超永久性失业。这是由于疫情对于以临时性用工为主的服务业带来了更大的冲击。2020 年 4 月疫情冲击高峰时，美国失业率飙升至最高点 14.7%，主要来自于临时性失业。在疫情冲击高峰过后，临时性失业的修复驱动整体失业率迅速下降，主要也是由于服务业快速恢复。当前美国临时性失业已修复至疫前水平，经济活动正常化之下永久性失业修复的速率也远超以往。

由此可见，伴随经济活动正常化，特别是服务业的重启，我国就业市场也有望陡峭修复。

3.我国当前政策实施情况以及未来政策展望

面对目前青年失业率走高，我国决策部门常用的经验法则是新增就业对GDP的弹性系数。疫前单位GDP增长带动的新增就业在200万人左右，疫后出现较大波动，主要由于服务业受到的非对称冲击。参考美国疫后劳动力市场修复情况，伴随我国服务业重启，就业市场也有望陡峭修复。从稳就业政策来看，除了政府和国企应继续发挥吸纳就业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激发私人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针对我国日益走高的青年失业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5月16日表示，将有针对性帮扶青年人就业，具体措施包括：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青年人创新创业。
2）提高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青年人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职业匹配度。
3）拓宽就业渠道：拓宽就业渠道，鼓励青年人到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就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应当明白，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与市场的适配程度。第一，要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增强技能培训的可及性。第二，要把教育体系与市场更好地融合，减少技能供给与技能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把人才培养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实习、实训等培养环节使学生更好的满足市场需要。第三，要建立针对青年群体的培训体系，助力他们成长为成熟的劳动者。

无论从其他国家应对失业的政策亦或是从我国解决两次失业高潮的角度不难看出，解决失业问题，一方面除了要依靠政府和国企的力量，私营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是不能忽略的。我们认为，国家后续有望出台增量稳增长、促就业政策，通过经济鼓励促进社会各机构聘用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改变社会上不喜欢用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的相关惰性。然而总的来说，减少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社会需要加快经济复苏，不断提振高质量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经济发展得越快，解决年轻人就业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因此最终缓解这个问题是我们全社会需要一起努力的综合工程。另一方面，针对青年失业的政策措施，要兼顾当下和长远。青年群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遇到的失业等负面冲击，可能会对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产生长期的影响；另外，青年经历失业冲击后，会积极主动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来弥补冲击造成的损失。针对青年的政策措施，既要促进青年当前的就业，也要关注失业对青年的长期负面影响，应该在政策设计上因势利导地发挥青年的主动性以减少失业的长期负面影响。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政府、教学机构、企业和青年自身都责无旁贷。
 

四、风险提示

警惕政策发力效果不及预期对就业情况的影响：当前政府加码出台一揽子“促就业、稳增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在实体资产负债表未完全修复、内需动力仍有不足的背景下，需要警惕政策发力效果慢于预期对于就业情况的影响。

新增人口增速不及预期对于就业的影响：新增人口数量不及预期可能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使得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口数量的缺失，从而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